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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
某天晚上，一个人在屋里，翻起一本刚买的小书，读着读着，感到无比激动和幸福，眼泪要流出来。
这本书就是李皖的《回到歌唱》。
李皖，男，1966年6月出生，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毕业后在武汉《长江日报》工作。因为评论流行音乐而名声雀起。《读书》曾登载过他一系列文章，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书名是《听者有心》。
在这里，我想先兜售一套尚待完善的理论--1976年以来，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青年一代的划分：“四五一代”和“六四一代”。
“四五一代”是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。他们从那个政治乌托邦的时代走出来，带着迷惘和伤痕，主要利用文学反思历史、反思自己。对此文化界早有论述，此处不再赘言。
“六四一代”主要是之八九年那场“政治风波”期间尚在高校就读的群体。
“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，顾城所写的《一代人》只适用于“四五一代”，而不适用于他们。
这一代人大约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出生。“伟大领袖”“红小兵”等话语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根植在童年的记忆李，并形成一种“清结”。他们在对“四人帮”的愤怒声讨声中进入了少年时代，在台湾校园歌曲声中进入躁动的青春期。光明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寻找，“四五一代”已经帮他们找到了。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！
如果说本世纪一、二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“黄金时代”，那么八十年代应当算得上是一个“白银时代”。那时的政治气候虽然乍暖还寒，但思想界一直公开或半公开地活跃着。大量西方的“新”思潮被译介过来，介绍关于西方哲学、思想、文学的书如同九十年代的股票书一样，成为学生们进图书馆的首选。校园里写着“讲座”“论坛”“沙龙”的海报铺天盖地，几乎所有举办讲座的教室都爆满。
1989年秋风又起的时候，校园里迎来一批新生。中国社会也在此时开始了悄悄的变革。西方思潮和政治理想逐渐被科学技术和金钱消解和取代。在这里，不能不提1998年的6月3日，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，中央电视台想全国直播了“发现号”航天飞机装载中、美科学家联合研制的AMS升空的实况。这也许是一个巧合，但是极富象征意义。
李皖无疑属于这一代，它是临大学毕业那年敬礼那场“政治风波”的。李皖所住的宿舍，象中国其他大学的宿舍一样，总有一台砖头一样的录音机。许许多多声音从这块砖头里辐射出来，有的激昂、有的悲切，有留宿青春梦的小窠，有烹制单相思的调料。校园里最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唱片业，具体说是磁带复制业。设备是双卡录音机，厂房是学生宿舍，原材料是上百盘主要产于台湾、部分产于香港、少数产于大陆的录音带。收费一般是每盘磁带一元钱，既可以整个专集照单全首，也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歌曲制成合集。
在这样氛围里，李皖们吃饭、睡觉、读书、运动、野游、欢聚、恋爱或单相思。青春的门一扇扇被敲开，生活的秘密被一一揭示。抚慰他们心灵的不是贝多芬和莫扎特，而是这些流行歌曲。
江声浩荡，时间分分秒秒流逝，转眼中年摆到了面前。“六四一代”成长、流转、演变，“红颜知己嫁衣裹，布衣同窗紫蟒缠”。蓦然回首，似乎只有那些断续的回忆和萦绕耳畔的歌声。江声浩荡，泥沙被冲走，泥沙被冲走，留在岸上的熠熠闪着光。一些曾经把人感动得死去活来的声音现在听起来索然寡味，而一些声音驻留下来，恐怕永远驻留下去。
李皖触及了“六四一代”相似的心路历程。我是被他细数那些岸边的声音的时候感动了。我想，有这些声音做伴是幸福的。
初恋
除了他，谁还记得那首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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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部日本电视剧，讲的是一个叫小鹿纯子的排球运动员的故事。当然里面的情节相当复杂，整个故事看上去更象一个阴谋。小鹿纯子要找她的妈妈，但她的爸爸说只有她取得了冠军才能实现这个愿望。于是，小鹿拼命打球，同时尽力寻找自己象女特务一样神秘的母亲。里面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排球的招法。最无敌的招术是“幻影旋风”，其次是“双人晴空霹雳”和“晴空霹雳”，对手的着数也很厉害，主要有“流星赶月”等等……在片子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姑娘追着一匹白马在跑，同时响起了这首歌。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首歌的旋律一直刻在他的大脑里。
他相信那是他的初恋，他当时偷偷地、羞涩地爱上了小鹿纯子。长长的马尾辫，大大的眼睛，灿烂的微笑，明亮的额头……这一切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，比毛主席、华主席还要深。
他从一张包咸鱼的旧报纸上，找到一张染了污渍的一寸照片。他把这张散发着腥味的照片夹到课本的书皮里，当成自己最珍贵的宝贝。
现在他把崇拜张惠妹的孩子们看成弱智，自己当年难道不也是这样吗？
“不是”他想，“这是有区别的”。
当时的信息是那么闭塞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“情人”的扮演者是谁，所以自己爱的是一个神秘的、遥远的、虚幻的、不可能的存在。而现在的孩子们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找来一套自己偶像的写真集。
另外，那种对爱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。
他的童年没有电视，没有书籍，只有收音机。他所受的文学启蒙，几乎都来源于“小说连续播讲”、“广播剧”和“评书联播”节目。
当时，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是《第二次握手》。男主人公叫苏冠兰，有两个女人同时爱他：一个是温柔的、现实的叶玉涵，另一个是梦幻的、浪漫的丁洁琼（“琼姐”）。后来当他读《红楼梦》，他一下就对号入座了，原来叶玉涵就是宝姐姐，琼姐就是林妹妹。那是他认识爱情的启蒙读物。这种错误的启蒙对他影响很大，以至于当他长大以后，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同时爱两个女人。
还有一个短篇小说对他的爱情观同样有很大的影响--张抗抗的《夏》。女主人公是一位叫岑朗的女大学生。她有个性、有思想、出水芙蓉（小说里有一段男女主角游泳的描写，天知道为什么他偏记住这一段），冰清玉洁。当“我”向她表明爱意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到秋天自会有收获的，但夏天是生长的季节，就让它生长吧。”如果说《第二次握手》在爱情方面对他是一种误导的话，《夏》对他简直是毒害了。因为这个短篇小说让他相信，一个理想的情人应当是：一、有思想；二、美貌出众；三、纯洁得一尘不染。
想到自己将近而立之年依旧孑孑独立、形影相吊，他不禁苦笑自己上了张扬和张抗抗“歪理学说”的当。
他想将来编一个剧本。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，在长满青草开满苦菜花的地里挖野菜，女孩绘声绘色地给男孩讲他漏看的一集《排球女将》……二十年以后，他们重逢，那男人给女人唱起了那首片尾歌……然后呢？
导演说：“然后，镜头切换到床上。”“他妈的！导演！怎么这么俗气！”他愤怒地擂着桌子。
“没办法，”导演很美国地耸了耸肩，“你以为这还是你纯真的七、八十年代呀！醒醒吧！这年头都这样！”
美丽的心灵
《美丽的心灵》是八十年代初期一首歌唱清洁工人的歌曲。歌词是这样的：
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
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
姑娘驾驶清洁车
春风吹动了你的衣襟
双手打扮美丽的城市
歌声迎来了春天的百灵
姑娘洒下滴滴汗水
描绘着祖国锦绣的美景
纯洁的姑娘
新一代的清洁工人
我为你歌唱
我为你歌唱
歌唱你美丽的心灵
在这首歌诞生的那个时代，所有的劳动都被看做是光荣的，所有的职业都被看成是平等的。那时候人们的信条是：世界上没有卑贱的职业，只有卑贱的人。清洁工人，作为城市的净化者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比工厂里的会计和出纳差。
不管你承认与否，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。一个所谓的白领阶层出现了，这个阶层的人群同其他一些强势人群一起，傲视着金字塔底层的人们。而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这些人服务的。
所以，电视台的体育节目要用一晚上时间转播保龄球比赛（一种典型的有闲阶层参加的游戏）；文艺节目要表演亮丽、搞笑的“欢乐总动员”；电视速配节目的嘉宾里没有一位是车间里的工人；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很多都是经理和女经理。偶尔有几部自称“关注下岗工人生活”的影视片，也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、同情、悲悲切切的目光……
在当今的文艺作品里，美丽纯洁的姑娘一般是在校学生、奋斗中的未来的明星、或者是公司里的白领职员。再也没有人歌唱清洁女工，没有人歌颂朴实、纯洁的体力劳动者。电视剧、小品里“小保姆”的形象总是滑稽的、愚蠢的、为属于白领阶层的人们做配角。
他的母亲曾经是一名清洁工，每天早晚要扫一段一公里长的马路。
那年暑假，他替母亲扫马路。清晨，小县城的路上只有很少的车和人。扫帚每落下一次，都翻起很高的尘土。偶尔有骑车的熟人惊异地看着他，他冲那人笑笑，继续低头卷起尘土……他想：如果我不是一个大学生，如果我的职业就是清洁工，我还能笑得出来吗？
现在凭着运气，他也成为这个城市白领中的一员，同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谈恋爱，也许将来还要通婚。有一天晚上，离开那个已不再爱他的白领姑娘，他看到了华灯通明的大街上行进的洒水车。那片水幕清洗着疲惫的、布满尘土的街道，象在举行一场庄严的宗教仪式。那个夜晚，他想起了这首歌，想起了纯洁的姑娘和美丽的心灵，如同想起了一个遥远的神话。
英雄梦
七十年代初之前出生的孩子们，都有一种英雄梦想。这种英雄不是做一个香港或美国的资本家，不是做什么“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五十位数字精英”，而是做壮烈的、自我牺牲的、实实在在的英雄。
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做这样一位英雄：他必须勇敢、机智、热爱战友和集体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、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、还多少有点不守纪律。
在那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让孩子们敬佩的英雄并不容易。雷锋、焦裕录根本排不上号，现在的孔凡森、军嫂就更没戏了。在孩子们心中只有两种英雄：一种是狠狠打击了敌人，而自己又毫发无损的；一种为了他人而死得轰轰烈烈的。
所以--为了保护民兵，扑到炸药包上的王杰（不是后来台湾那个一唱歌就哭得死去活来的王杰）是英雄；奋力拦住惊马的刘英俊、欧阳海是英雄；同敌人同归于尽的黄继光、董存瑞、王成更是英雄；在暴风雪中看护生产队牛羊的玉龙和玉荣是英雄；安全送达鸡毛信的那个小孩是英雄；雨来、嘎子也是英雄；《烈火金刚》中的肖飞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刘洪、王强、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岩龙都是了不起的孤胆英雄。
在孩子们的眼里，凡是被敌人抓起来或杀害的--比如：江姐、王若飞、刘胡兰、刘文学--都算不了英雄。当时的孩子们尤其不理解狼牙山五壮士，为什么不同鬼子同归于尽，而是一个比着一个朝悬崖下跳？
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《一条大河》。我小时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看了电影《上甘岭》。我记得是和我小姨一起去看的，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有些地方我看不懂。一些人在山洞里，还有一只小松鼠和一个苹果。那里边一个阿姨轻轻唱起了这首歌，那旋律给我难以言传的感觉，就象夏夜乘凉时在母亲怀里朦朦胧胧睡去。尤其是那歌词，让我似懂非懂，让我激动不已。
“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”，我特喜欢这两句。
还有一部叫《西沙儿女》的电影我也喜欢，里面的那首歌让我从小对大海充满了神往。
现在的小学教材里还有《放牛郎王二小》这样的课文，但是孩子们恐怕很难有我们那种英雄梦了。现在的英雄是那些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，是那些投机取巧的、自私自利的、生逢其时的、不劳而获的。
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那种与这个时代不相容的英雄梦将永远刻在心里，伴随一生。
我和齐秦
第一次听齐秦的歌是88年，那年夏天，他的〈外面的世界〉和〈大约在冬季〉已经在内地流行。不过是屠洪刚唱的。那时，屠唱歌喜欢带点哭腔，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忆苦思甜时留下的后遗症。尽管这样，我和我的朋友们还是听得如醉如痴，并在踏上离别故乡的火车前，唱给各自喜欢的女孩们听。
不知不觉来到凤凰花灿若明霞的厦门。同一宿舍的吕锋从老乡那儿借来了齐秦的〈燃烧爱情〉。在厦大，紧跟时代潮流的不是学术，而是流行歌曲，歌曲在台、港刚流行不出半个月，复制的磁带就会码在学生们的床头。
对家的眷恋，对假想恋人的思念，以及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，统统被齐秦的歌声催化,变成年少的惆怅，凝集于胸怀。
当时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：
在雨中，/又见你，/苍白面孔和长发。/我轻声，/问自己，/为何狂奔在雨里？/你身旁，/有个人，/你却依偎他怀里。/我轻声，/问自己，/为何不能忘记你？/
当时我被感动得几乎休克，现在想想很可笑。既然歌中的这个”你“依偎在人家怀里，自己在雨中狂奔绝对是神经有毛病。即使狂奔到金门岛上去，也与事无补呀。应当想个办法横刀夺爱，或移情别恋才是。
冬天来了，齐秦的〈冬雨〉就在校园的广播里响起，伴着淅沥沥的雨滴。仿佛齐秦受过张天师的真传，能呼风唤雨似的。
冬季也过了，故里也归完了，一下火车，只觉扑面的春风吹来，时间已经是1989年。自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后，厦大成了随时准备爆发的火药桶。游行、静坐、绝食、革命，与众人溶为一体的狂欢。以前只在电影上见过的，我们全都体验了。那个春天漫长的象一个世纪。
六月、七月，八月的校园空空落落。
你为什么不愿意/留下来陪我？/你是不是春天一过，/就要走开？/真心的花才开/你却要随候鸟飞走/留下来，/留下来……
所谓”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足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“，对于连自己小命都养不活的学生，还能指望什么呢？这首〈花祭〉在校园里飘荡了很久。
芙蓉（八）下面有两个男孩在弹吉他，厦大的淑女们对此早习以为常，继续目不转睛走自己的路。
“来一个〈巡行的狼〉吧。”有人提议。
于是大家都听到了一阵母狼丢了崽子般的嗥叫。
〈纪念日〉一出，立即引起一阵轰动。其实里面除了那首写给王祖贤的〈你是天边的那颗星星〉没有几首好听的歌。倒是90年推出的〈爱情宣言〉让人为之一振，当时我一个很要好的哥们给我写信劈头一句就�"我要象齐秦宣布〈爱情宣言〉一样，宣布我们的友谊”。当时我们都很单纯，丝毫不认为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合适。现在谁要对同性的朋友说类似的话，恐怕会被拉去看心理医生。
近年来齐秦一直嗓耕不辍，频繁出唱片、磁带。只是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已经再没有那么多惆怅、失意、无奈之类的感受。西谚有云：接吻的嘴是不唱歌的。已经追到王祖贤的齐秦，歌风也越来越变得象周华健。而周华健的歌已经很难同儿歌区分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应对齐秦要求太多。他曾出现在我们的青春里，并且给了那么多安慰，记住这一点，已经足够了。
世界上最后一首歌
1989年5月2日，一个湿漉漉的早晨。厦门大学每个早起的人都看到了贴在阅报栏、食堂墙壁上的那些标语，学校管事的慌忙派人去撕。那时候我和我的室友们还在沉睡。5月1日，在校外山上一个牧羊人的小屋里，我们写好了这些标语。夜晚好不容易降临了，我们都换上军训时发的军装，潜入了夜色中。当我用肩膀驮起贴标语的战友，我自豪地感到一个国家重重地压在我肩头。
青春，啊青春！有什么比青春更美好？有什么比革命和爱情更配得上青春？
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号，我们浩浩荡荡出发了。我们喊了很多口号，最有感召力的是那句--“厦大人，站起来！”。
在厦门市文化宫的广场上，停着几辆公共汽车。天下起了雨，我们这些绝食者都转移到车上。同学们来了，带着大瓶的兑了奶粉的葡萄糖水，劝我们喝。我知道，每天喝那玩意，一年半载都饿不死。
我爱的姑娘来到我身旁，悄悄塞到我手里一块巧克力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做了一件背叛革命的事，把半块巧克力偷偷吃了。
晚上一个不祥的消息传来，学潮被定性为动乱，北京已宣布戒严。深夜一点钟，公共汽车拉着我们直奔学校。车上、校园里响彻着哭声和国际歌。下车后，遇到我们班上一个女生，见她哭得泪人一般。同宿舍的人都从床上爬起来，说“英雄回来了！”我只当是讽刺，接着明白他们的话是真心的。
我不明白《国际歌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！以前读过一篇文章，说一个无产阶级无论在哪里（比如纽约街头）唱起这首歌，都会立即结识无数的同志，得到当地无产者无私的帮助。
我相信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首歌，那肯定不是《欢乐颂》，而是《国际歌》。
1998年6月3日凌晨，打开电视看美国“发现号”航天飞机载着包含中国科学家重要研究成果的AMS升空，去探测“反物质”。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激动。我感到整个人类正在消除一切的仇恨，走向兄弟般的联合。那该是多么伟大的时刻啊！“发现号”不是美国的，而是全人类的，AMS里的磁铁不是中国的，也是全人类的。当时我的心里回荡起贝多芬的大合唱……
贝尔格莱德冲天的血火，中国大使馆动地的爆炸，证明了我的幼稚和愚蠢！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奴隶，就会有《国际歌》响起；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强盗，这就不是一个唱《欢乐颂》的时代！
青春会流逝，但革命和爱情会永驻在心底。听吧！这来自海洋，来自大地的歌声：
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？
是我们劳动群众！
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
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！
这是最后的斗争！
团结起来到明天！
英特那雄奈儿，
就一定要实现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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